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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

2020-11-27 21:17来源:互联网编辑:小狐

“让流浪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记者|吴淑斌

摄影|猪儿虫

私人救助站

救助站建在公路边,打开大铁门,再走过一段用铁栅栏围得严严实实的水泥路,才是救助站的木门,门口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每进一道门,文军红都会迅速把门关严实,防止狗从屋里跑出来。她今年已经 68 岁,身高只有一米五五,瘦小,不到 80斤,甚至比救助站里的一些大型犬还要轻。平时爱穿一件肥大的红白格子围裙和黑色防水靴,忙前忙后,常年洗刷做饭的双手结着厚厚的老茧,还有被流浪狗咬伤后留下的肿块。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1)

文军红收养的流浪狗和她很亲热

空气中弥漫着和动物毛发味道相混合的浓重异味—进门之前,文军红就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口罩,想让我戴上。眼前约50 平方米的大厅住着近 200只狗,地上堆满了狗笼和衣服被褥,显得有些杂乱。大厅同时充当厨房,靠墙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煮锅和一个煤气灶,人和狗的餐食都在这里制作。地面打扫得很干净,没有污水和垃圾,排列着七八个锃亮的不锈钢大盆,用来搅拌狗的餐食。

生人的到来让笼子里的狗受到了惊吓,狂吠不止,远处房间里的狗随即跟着叫起来。

眼前看到的只是救助站的一小部分。整个救助站是一栋两层小楼,除了大厅,还有 20 个面积为 10 到 15平方米的小房间。加上文军红砌墙围成的后院和菜园,总共占地 4 亩,住着 1300 多只流浪狗和近 100只猫,甚至还有文军红捡回来的两匹马和几只兔子。虽然空间不算小,但容纳这么多动物仍然显得非常拥挤。每个房间里的狗笼摞了两层,只留出一条一人宽的通道,文军红带我从狗笼中间穿过,有时甚至需要拉开狗笼,才能开辟出一条过道。

文军红安排得很清楚:大厅住的是刚救回来、还在隔离的狗,需要打完疫苗才能分配到其他房间;一只小型犬单独住一个笼子,两三只小奶狗共享一个笼子,大型犬尽量养在后院的狗栏里。

习惯了陌生人的存在后,狗狗们逐渐安静下来,我才有机会端详。它们大多是中华田园犬,也有一些名犬的杂交二代。虽然谈不上毛发光亮,但净净,长得壮实。许多狗总是低垂着头,偶尔与人对视时才会抬起眼睛,眼神老实而委屈。年纪小的狗更活跃一些,试图从笼子里伸出爪子触摸人的手。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2)

冬日,文军红用薄棉被盖住笼子,给狗狗保暖

要照顾 1300 多只狗,文军红一刻都闲不下来。救助站还雇了 6 位工人。凌晨 4点,她和工人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每天,狗狗们能产生 20 桶,近 600个狗笼下的托粪板需要一一抽出,清洗干净后再塞回笼里。一直忙到午饭时间,7 个只能打扫完不到一半的房间。

救助站里的动物一天只吃一次饭,洗菜、蒸饭、分餐、消毒厨具,完成一次喂食需要 4个小时。工人们一锅又一锅地蒸米饭,把胡萝卜、鸡架、鸭肝、特价碎肉搅拌到一起,分到各个狗笼。文军红告诉我,吃狗粮方便,可以省去不少时间,但所有救助站里的狗都吃米饭,因为最便宜的狗粮也比大米贵得多。

仅仅是打扫卫生和做饭,就足够让工人们忙碌到晚上 8点多。其他人休息后,文军红还要照顾一些特殊的狗。小奶狗年纪太小,没法进食米饭,她泡好羊奶,一针管一针管地注入小狗嘴里;有些狗感冒、拉肚子,她自己学着给它们打针、喂药。忙活到深夜12 点、一天只吃一顿饭是文军红的生活常态。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3)

小奶狗无法吃米饭,文军红就泡羊奶喂它

她原本可以过得不这么辛苦。文军红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家住重庆最繁华的渝中区解放碑附近。以前,文军红和所有普通的国企职工一样,按时上班、下班,也会按时退休,每个月能领到一笔还算可观的退休金。

26年前,文军红捡回了第一只流浪狗。那是小区里一只的京巴犬,眼球凸出,子宫严重下垂,浑身毛发又长又乱,长满了跳蚤、虱子。以往,文军红不大留意街上的流浪狗,但那只的京巴犬病恹恹地趴在楼梯角落里,低声呜咽。

“京巴犬很可爱,大眼睛,小鼻头,乖得不得了。”文军红心疼这只京巴犬,带它去宠物医院治好病,养在自己家里。“特别乖巧懂事,通人性。”女儿喜欢得很,给它取名“文静”京巴犬陪伴了母女 9年后离世,从那以后,她对身边的流浪狗变得敏感起来,“看到了就不忍心走开,总往家里带,每只狗都跟我的姓”

文军红是单亲妈妈,带着女儿和父母同住在单位老旧的宿舍楼里。起初,父亲夸她是“救狗英雄”但当家里收养的流浪狗达到 6只时,父母有些不悦了,睡眠也受到了影响。文军红背着家人,租了附近电力学校废弃宿舍一层楼的三个房间,专门收养救回来的流浪狗。没有了家人的约束,她形容自己变得“肆无忌惮”“心疼啊,想着房子宽敞了,有一口水和遮风避雨的地方给它们就好了。”收养四五十只狗后,狗狗们的吵闹声和异味开始招来周围住户的反对,有人到居委会投诉,有人直接堵住文军红房间的锁眼、给房门喷漆、打电话谩骂她。

二十几年里,她搬了 6次家,带着流浪狗从最繁荣的城市中心一次一次往城外挪,每个地方长则住上五六年,短则一两年。搬家是个大工程,必须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又不能离城区太远,否则不方便采购和送狗就医。如今,救助站已经搬到了主城区边缘的歌乐山里,收养的流浪狗也从四五十只增加到1300 多只。

它们从哪来

文军红的手机就塞在围裙侧面的口袋里,电话不时响起,她停下手中的活儿,在围裙上擦擦手,迅速掏出接听。许多电话是发现人打来的,请求她“救狗”这次,一只金毛犬被遗弃在高速公路旁,已经无法起身。遗弃点离救助站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天快黑了,文军红心里急,打电话给相识多年的司机,请他第二天一早去把狗接回来,又反复叮嘱发现人务必把狗挪到远离公路的地方。

起初,文军红只是自己在城市里“捡狗”我说现在城市里的流浪狗似乎并不多见,她对这个疑问习以为常。“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留心,餐厅门口、景区垃圾桶旁边、公园里,有食物的地方就有流浪狗。”文军红说,大多数流浪狗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相反,“为了多找到一口吃的,它们会尽量降低存在感”开始收养流浪动物后,她对城市里的这些角落特别敏感,总能听到草丛里小奶狗和小奶猫的叫声。

渐渐地,有人主动把动物“送上门”她已经习惯了清晨打开门时,看到门口堆着一个麻袋,里头装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小狗。“许多是附近村民家里的狗生了小狗,不想要了,甩进我的院里。”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4)

关在笼子里的流浪狗

收养规模达到 200只时,文军红“有了点小名气”派出所和城管局也主动找她救助流浪狗。沙坪坝区城管局的一位队员江涛告诉我,城市里的流浪狗“是个十几年的老问题了”沙坪坝区的旅游点磁器口有一条小吃街,常有流浪狗在附近觅食。景区人流量大,游客也担心被狗咬伤,如今每个月大概会有十几个来电反映流浪狗问题。

她曾到重庆北碚区的一个村子里救过狗。那是一只刚在田埂边产下 3只幼崽的流浪狗,村里的小孩玩耍时试图抓走幼崽,被狗妈妈咬伤。文军红赶到村里时,咬人的狗已经被打死,只救回 3只幼崽。离开时她提出,自己出钱给村民养的狗做绝育手术。“那些老人不同意,觉得我有狗还需要做什么绝育?”

志愿者何雯也会往文军红的救助站里送狗。她参与救助流浪狗已经有 13年,总结出能够快速救到大批流浪狗的两个地方:狗贩子的大货车,还有正在拆迁的老旧小区和村庄。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5)

文军红给狗狗们喂食

在重庆,高低起伏的土地上很难开辟出新的建筑用地,拆迁成为扩张商圈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手段。“许多人家拆迁时不愿意带走旧东西。新小区养狗不方便,容易被投诉,物业也不愿意,他们就把狗留下了。”去年,何雯和志愿者们在城区的电测村小苑救出一批流浪狗。电测村小苑紧临重庆的观音桥商圈,拆迁时人去楼空。十几只曾经的宠物狗仍在楼里守着,其中不乏大型犬。附近的居民多次向城管和派出所投诉,何雯和其他志愿者担心狗贩子把狗掳走,了几个救助站接走狗狗们,文军红也接回5 只中华田园犬。

搬到歌乐山不到两年时间,文军红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从 900 只快速增加到 1300多只。这也是重庆主城区老旧小区拆迁和棚改速度加快的时期,2001 至 2013 年的 13 年间,重庆改造各类棚户区近 2400万平方米,而从 2018 至 2020 年的 3 年间,计划完成棚改 1400 万平方米,超过之前 13 年总面积的一半。

文军红救回的流浪狗有不少曾是主人的宠儿,她能快速分辨出来,它们一般是品种犬或是杂交犬,体型小,以白色、咖啡色为主。中国的宠物主数量增长迅速,2018年养宠用户数量是 7355 万人,到了 2019 年已经上升到 9915 万人,同比增长 34.8%。城镇里的宠物犬数量达到 5503万只,“人”达到 15 ∶ 1。而伴随而来的,是流浪宠物狗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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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里的流浪狗

“很多年轻人觉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抱着狗逛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当他们换一个城市打工,或者只是新房东不让养狗,就随便把狗丢了。”仅仅半个月,她就接到了3只宠物狗,其中一只小泰迪是从一对情侣的出租屋里接回的,两人准备离开重庆回老家工作,“他们说,如果我不要狗,就只能把狗扔掉了”文军红知道自己被“道德绑架”了,但无可奈何。

另外 2只不到一岁的小狗仍在住院,是两个年轻姑娘打电话给文军红,声称捡到了的流浪狗。文军红把两只小狗送到宠物医院检查,发现狗感染了犬细小病毒,需要医疗费1 万元。她后来才知道,2只小狗其实是小姑宠物。“她们俩刚毕业,在餐厅当服务员,不想出这笔钱给狗治病,又不敢跟我说实话。”

1万元的医疗费对文军红而言,也是不小的负担。今年以来,她还欠着相熟的宠物医院好几万元的医疗费,“院长是个好人,不催我,但欠钱总不能过了年”

举步维艰

救助站的最大花销是狗的伙食费。即使每天只吃一顿饭,1300 只狗仍需要吃掉 500 斤大米、5 袋鸭肝、2锅肉末和若干蔬菜。救助站里只有两个房间用来住人,其中一个房间除了摆放单人床和狗笼,墙角还堆着 6摞大米。断粮,是文军红常常忧愁的事情,“夜里梦到狗狗们没有饭吃,自己一下子就惊醒了”

救助站运转 20 多年,全由文军红一人负担所有费用。不到 100 只狗时,她只靠 3000多元的退休金就能维系。狗的数量不断增加,场地扩大,救助站也需要人手,文军红花光退休前攒下的积蓄,又卖掉重庆城区的老房子。

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每月水电费 1 万元、伙食费 5 万元、工人工资 1.5 万元,每年房租 4 万元、给狗狗打疫苗 3万元、洗澡推毛 2 万元 … 她没有把那个庞大的总额计算出来。如今,每个月的进账杯水车薪,只有退休金和女儿打给她的 5000元生活费,以及爱心人士不固定的捐款。春节之前,她还要还清拖欠工人们 10 个月的工资及医院里赊欠的医疗费。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7)

救助站里的流浪狗

几乎所有的救助站都面临资金困境。扎根于重庆的动保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流浪动物救助的组织,连接个人救助站与爱心企业,将筹集来的捐助物资分配给救助站。运行5 年来,川渝地区有超过 100 家救助站在动保联盟平台注册认证。负责人熊文杰告诉本刊记者,在动保联盟认证的救助基地规模需要在 200只以上,大部分集中在 400 到 700 只,文军红救助站的规模是少有的庞大。

“虽然叫救助基地,其实背后都是个体在维持,卖房、举债都是常态。”在熊文杰的统计里,95%的基地“非常非常困难,在缺粮的边缘挣扎”每个月,他会和平台成员轮流给救助站运送物资。“今年给文阿姨的基地捐过米,都是 2万斤规模地运,还有一些狗粮,但是仍然差得很远。”

即使负债累累,文军红的救助站与他人相比,仍属于条件较好的。熊文杰印象最深的是在重庆南山区的婆婆白金容,她已经 72岁,一个人租住在南山区农村的一处危房里。为了照顾 300多只流浪狗,白金容已经卖掉了自己原有的房子,每天还要外出捡矿泉水瓶卖废品。

熊文杰心里清楚,靠救助者个人“倾家荡产”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动保联盟搭建了一个网站,其中有募捐板块,救助基地负责人在网站上实名认证、上传信息后,可以自主发布求助内容。

然而,这对于文军红和许多救助者而言,依然太难了。文军红很少打开,不知道如何在里搜索人和图片,而白金容甚至连号都没有。熊文杰告诉我,大部分救助站的负责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能熟练使用的已是少数,更谈不上在平台上提交资料、写求助文案,“他们不会,也没有时间,必须有年轻的爱狗人士长期帮助”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8)

文军红正在打扫

但是,团队又涉及更复杂的问题。“谁来资金?谁来做账?狗狗是捐助的对象,谁来资金都用在了流浪狗身上?”熊文杰曾接触过成都的一家收养了700 只流浪狗的基地,基地有专门负责、募捐的爱狗人士。在一次大额募捐后,者卷走了所有募捐款,销声匿迹。

与上百个基地对接后,熊文杰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会发现,这中间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在这个行业里,年轻人很难长期坚持,真正虔诚救狗的人大多年过半百,他们的个人力量无法支撑救助站的发展,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募捐和资金。”

几位救助者和志愿者都提到,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是重庆市少数能够良性运作的救助站。协会成立于 2005年,最初也是个人救助站形式,成立不久后在、农业局登记,成为唯一一家注册的机构。何雯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服务了近5年,负责活动宣传。“协会成立时间早,起的名字也响亮,很快积累了一批原始粉丝。”在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内部,有救助、领养、宣传等比较明确的分工,何雯的日常工作是豆瓣、博客平台,拍摄救助活动的照片,对接企业的捐赠需求。有了政府备案和高曝光度,协会每个月收到的捐款已能支撑日常运转。

但即使筹到了粮款,资源在行业内的分配也很难均衡。何雯告诉本刊记者,小动物协会获得大量捐款与其他个人救助站的艰难维系对比明显,有的救助站提出要求,协会应该把没有使用完的捐款分给其他救助站,但协会没有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做同一件事,境遇完全不同。后来有人到举报协会的资金使用不明,协会当时又拿不出明晰的账目。”何雯说,2009年,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被注销了资质,重庆再也没有登记注册的救助站。

熊文杰也知道,“行业里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又比较微妙”动保联盟事先统计了对接的每个救助基地流浪狗的数量,算出每月大致的食物消耗量,再把每个月筹集来的有限资源分配到各个基地,“尽量都照顾到”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私人要给某个救助站捐款,还要“偷偷摸摸,嘱咐对方不要让其他救助站知道”

何处是归宿

11 月 13日,我第二次到达文军红的救助站。聊天中,工人把文军红唤进厨房,给一只刚救回的流浪狗喂食。过了许久,文军红才从厨房里出来,左手拿着大瓶碘伏,右手不断地淌血。她从笼子里拿出狗盆时,流浪狗误以为食物被夺走,咬伤了她。她的右手虎口和食指上有两个很深的伤口,中指和小指上是两道咬痕,皮肉已经翻出。文军红显然很有处理经验,在水龙头下冲洗了好久,再用碘伏擦一遍,“被狗咬了就要多流血,把病毒排出来,不然会肿起来”咬人的狗还没来得及打狂犬疫苗,她需要到城里的三家医院分别打破伤风疫苗、狂犬疫苗和狂犬球蛋白。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9)

文军红的手上有许多被狗咬伤后留下的咬痕

每救回一只狗,文军红都要带到医院打疫苗、洗澡推毛。许多流浪狗还有严重的皮肤病,除去身上凌乱的毛发和跳蚤、虱子后,才能看到皮肤上的疮口和脓包。每年4 月中旬,是流浪狗们一年一度洗澡的日子,文军红请来美容院的师傅,帮自己一起给狗狗们洗澡、剃毛。

阳光和自由,是救助站里流浪狗的奢侈品。难得遇上重庆放晴,文军红把大门关紧,让狗狗们到院子里撒欢玩耍。不到100 平方米的院子无法同时容纳 1300只狗,只能轮流把狗放出来,但直到太阳落山还是难保每一只狗都出笼溜达过。她觉得,救助站还是太小了,如果能把周围的几亩地开辟出来,就能宽松得多。

不过,文军红的场地在白金容看来已经“十分宽敞”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 300多只狗。房门打开时,屋里浓重的异味瞬间冲出房间,即使我们戴着口罩也难以抵挡。和熊文杰的描述一样,白金容的救助站是两层的土砖房,本就狭仄的屋子全被狗笼占满,属于人的物品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煤气灶,她只能在房间过道里摆一把老旧的椅子,每晚坐在椅子上睡觉。后院的狗栏完全接收不到阳光,白金容拉动老式灯绳,依靠灯泡昏黄的灯光,我才勉强看清,每个狗栏里挤着二三十只狗。这里的狗精神状态不如文军红救助站的,也更暴躁,甚至从笼子里伸出嘴撕扯着路过者的衣服,把衣服口袋都咬烂了。

显然,这样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已经很难维系 300只流浪狗的生活。白金容的救助站是动保联盟的重点救助对象,但熊文杰也说不清楚,苦苦支撑救助站对于白金容和这些流浪狗而言,是好是坏。“让狗狗住在救助站里,是对的吗?但不把它们关在救助站里,城市里的流浪狗能去哪儿?谁能保证它们不伤人、不传播疾病?”

20多年,只流浪狗的基地,白金容一个人照顾救助站里的(图10)

许多救助者认为,流浪动物是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希望政府能拨款救助流浪狗。在国内,只有青岛市有所行动。2014年,青岛市犬只收养服务基地启用,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招标,委托社会有相关经验的公司进行。不过,这一模式并没有被其他城市复制。何雯记得,自己在5年前就曾与其他志愿者联合向重庆市政府和提过建议,得到的回复并不乐观,但也说服了她:“政府的拨款是所有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求所有市民为少数人的弃狗行为买单?这样会不会让弃狗变得更随便?”

如今,文军红救助站里的狗狗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她总舍不得把狗送走。对于领养,她有严格规定:知根知底的熟人、稳定收入、固定居所、有爱心耐心、接受定期回访… 这几乎是所有救助站对领养者的要求。

一位曾经从救助站成功领养过猫的市民李晓阳告诉我,自己“太想要一只猫了”虽然能理解对方的资格要求,但详细的和定期上门回访还是让她“有些恼火”“容易消磨人的热情,有隐私顾虑,而且占用的时间很多”熊文杰也替文军红着急:“只进不出不是个办法。文明养犬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源,但那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今年冬天又是救助站一道难跨的坎。重庆多雨湿冷,文军红用褥子和棉被罩在狗笼上,或是用薄木板钉住其中的一面。她怕狗受凉,每进到一个房间,都要把狗笼上的棉被扯平盖好。救助站物资告急,大米还有110 袋 44 斤装的,大概能坚持 10天。卖房的钱已经花光,即使不考虑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每月的微薄进账连水电费都难以支付。“电费拖欠不得,没有电烤扇取暖,许多小狗就会感冒发烧,已经没有钱给它们看医生了。”

在医院里,文军红拒绝花 50元冲洗伤口,反复向医生说明自己已经用碘伏消毒了。医生嘱咐文军红,半年内记得打三针破伤风疫苗,缴费 500元。她拿着缴费单出门后,又折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是三针 500 元还是每针 500元?”得知是三针的价格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说:“我以为每针 500 元,那就不打了,1000多块钱够所有的毛孩子吃一天饱饭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 年 48 期,文中江涛为化名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救助站

救助站(Reliefstations)是指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站。全国共有救助机构2031个,其中独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有261个,全国救助机构床位近10万张。救助站应当根据受助人员提供的有关情况,及时与受助人员的家属以及受助人员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住所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该地的公安、民政部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救助站对受助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应当给予照顾;对查明住址的,及时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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